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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丨章礼强:“道”的衍变及其与自然法的会同
2019-01-23 11:15:44 编辑:客小编 0评论 0点赞
摘要:观点丨章礼强:“道”的衍变及其与自然法的会同

来源:上海儒学

“道”的衍变及其与自然法的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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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丨章礼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载丨《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12期。

摘要

“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点。儒法诸家主要局限于人际范畴使用“道”的概念。韩非认为,“道”与“理”的关系,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二程宣称道就是理,理就是道理。儒家学说依靠的是贤人关于特定情境中如何能获得和谐社会秩序的判断,而非求助于任何普遍的伦理原则或者先定的自然的或道德的秩序,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有区别。“道”与自然法有契合,查士丁尼把自然法观念当作他法律体系的柱石,马克思认为法是自由的无意思的自然规律。由此,“道”有衍变并与自然法会同。

法律之外是否有法,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争论。法家不承认制定法和习惯法以外的法源,认为国家制定法是最重要的法源,国外学者称之为法实证主义。与法家相反,道家否认人定法,肯定自然法,主张无为而治。正如老子所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自然法强调依照自然规律解释法律,但社会所需求的合理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社会规则的认识要比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复杂得多。古往今来,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虽有不同论说,但总体而言,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自然法论认为在实在法之外有更高层次的自然法存在,实在法的效力是从自然法派生出来的,受制于自然法,实证法主义认为在实在法之外没有自然法;自然法论认为法与道德有必然联系,实证法主义认为法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恶法亦法;自然法主张法与法律的区别,实证法主义认为法律之外不存在法与法律的区别。自然法与中国文化中的“道”有着内在的契合。

一、“道”的要义与衍变

“道”为先秦道家所提出,道家之“道”是关注人类而又超越人类的,是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系统概念。其他诸家学者也常用“道”来分析问题,只是在使用时的含义不尽相同。儒法诸家主要局限于人际范畴之内来使用“道”的概念,以之对人类社会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规律、规则进行抽象和概括,如“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等。在现代社会,“道”一般不单独使用,代之以“道理”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道理”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还是要推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其论著中明确地出现“道理”一词。慎子之后,探讨“道理”以及“道”与“理”的关系,已不再是道家的专利,其他各个学派的学者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大致而言,在宋明理学以前,“道”与“理”的关系被描述为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其中以韩非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宋明理学产生后,“理”日益丰富,被理学家抬升为与“道”齐同、甚至取“道”而代之的概念。

对道家理论的了解、掌握,韩非不亚于正宗的道家后学。韩非认为,道是各种理的总纲,也是理的凭借;理是道在各种具体事物上的体现,也是具体事物得以存续的依据。世界上万事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乃理所使然,一般寓于特殊之中,道正是从这千差万别的特殊规律中抽象出来的总规律。如果说道是只可体感而无法把握的,因为它抽象;那么理则是既可认知又可掌握的,因为它具体。韩非的这种论述,打开了人类认识特殊规律的大门,是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他说,理有方圆、短长、坚脆、轻重、白黑之分,“理定,而后物易割也”2,有了这些特性,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进而利用之。也正是由于理有了长短、方圆、黑白等具体的属性,就不可能像“无形”“无名”的道那样永恒,而会随事随时发生变化。在韩非看来,“道理”是对事物规律的不同反映,也是客观存在、不能违抗的。“缘道理以从事”3,就是按规律办事。韩非的这一理论,是对道家“无为”思想的进一步改造。“道”在经其改造后变成“道理”,更容易为黎民苍生所理解接受了。

宋明理学的哲学构思,主要以道家的道论为参照系,但又不愿借用道家现成的哲学范畴,便用“理”字来替代“道”,以之为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由此将这个先秦时代用来体现事物特殊规律的范畴上升为本体论上的最高范畴。理学思想体系的创立者二程说“理”是自家“体贴”发明出来,实则不过是用“理”的新瓶装“道”的旧酒而已。二程的老师、堪称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从不隐讳其对道家哲学范畴的直接袭用。二程既学有所自,就免不了与道家的本体论有了渊源关系,甚至有时,二程还直接宣称道就是理,理就是道理。在宋明理学中,道与理的关系和先秦的道、理关系不同。理学中的道和理是混同的。“理”作为核心概念,一方面相当于先秦的“道”,用以指代一般规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讲得明确:“道即理之谓。”4又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5另一方面,又相当于韩非说的“理”,用以指代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6直接将儒家“三纲”“五常”的具体人伦规范说成是理。宋明理学与先秦道学,虽然在渊源关系上是“新瓶装旧酒”,但在理论诠释上还是有所发明的。“理”既可以指抽象的“道”,又可以指具体的“理”,还可以等同于“道理”的连称。通过这种诠释,只要一提到“理”,人们就会想到“道”“道理”。“理”“道理”成了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多元概念,具有极强的文化渗透力,一直适用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对待、处理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分析手段。

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基本的象征,亦即支点,有的人又称其为“共识”“终极原则”“终极依据”,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其决定。就大的方面而言,“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点。道的系统概念,具备了抽象性、思辨性的理论长处,不易被驳倒,其所确立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具体到法律层面而言,“道”所包含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方法论,通过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进而从深层次影响着中国法律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商周以前,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鬼神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商周之际,鬼神的权威性遭到质疑。由此以降,权威意识日渐跌落,民心散乱,无以维系。先秦道家率先提出“道”的观念,以后其他如儒、墨、法诸家也纷纷谈论道的问题,道逐渐形成为替代鬼神意识的新的权威意识,以挽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提出人生而具有一种能借以对各种伦理要求进行价值评判的道德感。孟子学说中理想主义的一面认为,传统的习惯所命令人们做的实际上正是人的自然倾向,这种自然倾向即是植根于人们心中的固有的向善性。因此,作为一个先天论者,孟子使道德成为形而上的、先于语言而存在,并对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是绝对的、永恒的类似于“道”的东西。《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域包括道、天、地、人四大部分,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7王是人间的代表,穿行于道德与法律之间。所谓法外无礼,出礼入刑,道德所不容的,必为法律所打击;法律所禁止的,亦为道德所非议,二者形同一体。但是,道德、法律统一不分的制度体系,有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倾向。始自清末的法制改革,将道德、法律分而治之。此种做法,虽然代表了更高层次的世界文明潮流,却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法律观有些脱节,至少有两方面的矛盾难以克服,一是违背道德的行为不一定违背法律,如不敬尊长等,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行为不违法,便不会受到打击;二是符合道德的行为不一定符合法律,如亲属之间互相包庇、隐瞒犯罪等,在这种情况下,受道义支配的举动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价值遭到质疑。

此外,与“道”“道德”“道理”相近的“公道”是一个道德观念,是支配人类彼此间各种关系的一个主要的观念。所谓“天然的公道”“人为的公道”“政治的公道”“社会的公道”“法律的公道”等,已成为常用的名词。在中国,虽也有“公道”“公平”等名词,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述不多。其实,法律的要旨是维持正义,主张公道;假如法律离开了公道,便不配为法律,并丧失了法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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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与自然法的会同

法家重视纯粹体现立法者意志的实定法,儒家恪守古老的习惯、惯例和礼仪,即礼。作为一种伦理体系,儒家学说为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依靠的是贤人关于特定情境中如何能获得和谐社会秩序的判断,而非求助于任何普遍的伦理原则或者先定的自然的或道德的秩序8,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之“道”有区别,而“道”与自然法有契合。

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自然法的倡导者们反对实证主义者的君主所喜欢的,即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他们不相信仅因为法律是有强制实施权的主权者的意志,人们就有义务服从;他们也不容许这种服从的义务的产生,仅仅由于立法过程遵循了一定的程序规定。法律与人们服从法律的义务应当有理性的理由,因而他们大声疾呼“恶法非法”9。更具体地说,这些使法律成其为法律,并由此创设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或简单地说明法律的本质和渊源的理由,应当是根本性的理由。虽然道德效力是法律效力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只有道德效力是不够的,许多合乎道德的甚至是有道德强制力的行为,并不是法律所要求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这种必然的联系仅意味着,一项规则要成为法律,必先合乎道德。

自然法学家们寻求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自然法常以某些无法进一步追寻的终极价值渊源为基础。它往往源于某种超验的秩序,或者某种决定人类秩序的、被人类所发现而不是人类为适应自己的需要或为使自己的信念体系谐调一致而创制的终极原则。与习惯法或实定法不同,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永恒不变的,它不像具体信念、惯例或社会制度那样会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然法学说可能和法的概念本身一样古老。与早期希腊对人类法或习俗的讨论密不可分,自然法是对与physis之间内在关系的反思,physis既指特定意义上人的自然,也指更广泛意义上宇宙的自然。10对希腊人来说,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自然与人类法律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恰当关系。法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真正的人类存在的实现?在特定共同体所接受的各种习俗和立法之上,有可能建立有关人类行为的任何绝对的或普遍的标准吗?这些问题促使人们根据自然法概念去寻找答案,同时建立适用于每一个理性个体的行为准则。

法律实证主义是公然与自然法理论为敌的,因为他们试图建立使法律立法行为合法化的独立的和外在的标准。实证主义者责难道,“自然法”这个表达本身就是对“自然”一词的误用,因为它指的根本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其原则是理性的而不是经验的。在对使用“自然”一词时的根本混淆导致了更具破坏力的指控,自然法理论被在根本上认为是任意的或者说空洞的。因为即使自然法理论家坚持存在特定的普遍规则,任何称之为实在法的法律都必须遵从,他还是有责任要对这些规则进行具体说明,当这些原则在过去被提出时,它们根本不具有特别的普遍性倾向,恰恰相反,不如说它们是偶然的。自然法的诉求往往将特定的历史信念和偏见普遍化。自然法的地位要符合下述观点,即无论什么法律都要适宜于保持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如,私人财产制度可能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为自然法的内容所揭示,但是一旦它被看成是永久保持稳定联系的必要成分,它就需要自然法的授权。

查士丁尼把自然法观念当作其法律体系的柱石。当作品被《法学汇编》所引述的那些罗马法学家指出自然法是存在于一切歧异的法律底下的终极原理,当他们把它当作化这些差异为统一的万无一失之方法时,查士丁尼的看法当可得到他们权威的支持与补充。在跟自然法学说互相关联的若干概念上,也可找出像自然法概念那样一脉相承的迹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平等概念。为了对人类表示应有的尊重,他们自应将迫使其独立的种种原因昭告于世。他们认为下面所说的,都是自明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法思想,来源于罗马法和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等古典自然法学说。11罗马法包括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最早的十二表法是以往习惯的总结。这些习惯已存在很长时间,是自然生成。万民法为调整罗马市民与外邦人关系的法律,由大法官告示汇集而成,同样含有许多习惯法的规定。罗马法中的自然法,即万古不变的法,是出现法学家之后比较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法是自由的无意思的自然规律。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法律习惯、法理。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12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意志必须受法的支配,只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深层次地强调统治阶级必须按规律办事,制定符合规律的法律。

关于法和法律的区别,马克思在《关于书报检查令的辩论》中作了深刻论证。马克思论证了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和书报检查令压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本质,掲示了书报检查令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13。“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14,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于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15马克思不仅承认私法自然产生,而且将其作为衡量公法是否有效的标准。马克思区分“法”与“法律”的思想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法思想。

自然法理论为至今仍在困扰着法律哲学家的某些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如果没有考虑到堪称构成历来一切自然法理论最恒常的特色的那个东西,人们对理论的估量就不能算完整。那是一项主张,可以拿一个终极的尺度、一套理想的法律,来检验一切法律之效力;这个终极的尺度、这套理想的法律,可以比一切现有的法规更确定地被认知与评价。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它以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一个特殊概念为基础,预先假定了实然与应然之间有一个间隙,虽然未必是一个悬隔。

三、结语

古今中外法思想,大体存在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争。两者的不同,在于法律之外是否有法。自然法观认为,法律之外有更高层次的法规则存在,立法和适用法律都不能违背法。实证法观认为,法律之外没有法,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恶法,也必须执行。

我们真正所要找寻的,乃是有关法律本质的明确命题,从它可以推知某法律乃是一种准则。法律之基本功能,并不在命令,而在限定;它是一种实践命题,也是一种逻辑命题。法律观念的内涵远比职业法学家所要人们相信的更广泛;在人们习惯上未曾预期之处,仍可作法律上的评价。合法性乃是道德经验之一个面相,它延伸到远超出法律领域之外的地方。法是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是就法的根本而言的。由此看来,研究“道”的衍变及其与自然法的会同仍有重要价值。

注释:

1、《老子·第二十五章》。

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韩非子·解说》。

4、《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五,《通书解》。

5、《朱文公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

6、《朱文公集》卷五十九。

7、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Vol.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6,P.544.

8、NaturalLawandNaturalRights,ClarendenUniversityPress,1980,P.351.

9、登特列夫著,李日章等译:《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0、刘士国:《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9页。

12、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6页。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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